研究论文丨反思生态旅游中自然的社会建构
发表时间：2024-03-05 13:44:27 来源：生态旅游
自然科学一般被视为生态旅游中管理自然环境的一块基石。社会建构论挑战科学知识的主导地位，认为环境管理还应考虑不同社会文化对自然的建构。本研究对某景区“猴子蹬石砸死游客事件”的网络评论作内容分析，并实地调研该景区，以探索国人对自然意外的文化建构。研究之后发现人们主要从5个方面评论此事件：对死者表示同情和哀悼；感慨死亡方式的荒诞和人生无常；联想到相关企业品牌；将猴建构为孙悟空、金丝猴和罪犯；对事件的解释和质疑，主要有天命论、阴谋论、品牌竞争论和质疑景区管理等4种观点。天命论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为天意，虽契合了中国传统的自然天命观念，但本研究认为对自然的这种社会建构，延续了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的赋魅，无益于对实践问题的管理。
引用本文：崔庆明，徐红罡 .反思生态旅游中自然的社会建构［J］. 旅游导刊，2019（4）：15~29.
野生动物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重要分支。已有研究认识到旅游活动会给动物带来负面影响，如改变动物习性和种群数量、导致动物死亡等（Reynolds& Braithwaite，2001；Orams，2002）。如何减少旅游对生态环境和动物的影响，是研究者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高科，2011；丛丽、吴必虎、李炯华，2012）。相比之下，野生动物对游客产生的影响，如对游客的伤害，却常被忽视（Li，Yang & He，et al.，2012），管理旅游活动中动物给游客带来的危险，与管理游客活动给动物带来的影响同样重要。
有学者觉得应以自然科学作为根本原则来管理游客与动物的关系（Fennell& Ebert，2004；Rodger & Moore，2004）。例如，2001年一个小孩在澳大利亚弗雷泽岛上被两只澳洲野狗攻击死亡，随后有31只野狗被管理方射杀。管理条例认为在生物习性方面，野狗丧失了本该对人类的惧怕，它们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并攻击人类是非自然的，因此这些野狗应该被消灭（Burns & Howard，2003；Hytten & Burns，2007）。类似的管理策略强调自然科学原则的重要性。
但是，自然并不只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对象。Burr（2003）认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使用的类别和概念，往往具有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对自然的社会文化建构，不一定与科学对自然的定义一致（Demeritt，2002）。因此，一些学者觉得对生态环境的管理也需要仔细考虑社会对自然的建构（Hytten，2009）。生态旅游活动中对野生动物的管理首先建立在对动物的了解之上，但人们对动物的了解往往不纯粹是客观的、明晰的科学知识，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文化观念（崔庆明、徐红罡，2012；Cui，Xu& Wall，2012）。
但已有的生态旅游研究较少反思自然的社会建构给环境管理带来的弊端。2016年某景区发生了一起“疑似猴子蹬石砸死游客事件”，引起广泛的社会评论。这提供了一个检视我国民众对自然的文化观念的契机。本文通过一系列分析有关这起事件的网络评论，着重探讨如下问题：该事件反映了国人具有何种自然观念；此自然观念是否是民间传统文化的延续；传统的自然观念能否有效指导生态旅游景区的管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反思生态旅游研究的社会建构视角。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取向，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为：（1）对理所当然的知识持批判态度；（2）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3）强调知识是由社会过程维系的；（4）主张将知识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Burr，2003）。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知识都具有社会和历史的相对性，没有一种知识比其他的要绝对地好。伯格和卢克曼认为学者重视对理论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研究，却忽视日常生活知识的重要性（Berger & Luckmann，1991）。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直接依凭的往往是常识而非科学知识，“理论思想、‘观念’或世界观都不是社会中最关键的部分”（Berger & Luckmann，1991）。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自然不单是一个物质的、客观的世界，不是在那里等着科学知识去忠实反映的某种东西（Proctor，1998），它和社会文化历史紧密相连（朱竑、尹铎，2017）。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随着社会形态和历史情境的不同会发生改变，因此，没有纯粹单一的自然，有的是多重自然（Macnaghten &Urry，1995）。
通过研究人们关于自然和动物的社会观念不难发现，科学知识在指导生态旅游管理方面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Kellert（1985）认为大部分针对濒危物种的管理方法只注重生物评估和技术性处理方法，对社会和观念的影响因素考虑不够。Akama（1996）认为肯尼亚国家公园的成立以西方环境价值观为基础，与肯尼亚当地的价值观念无关。该公园依靠国际组织和资金来管理，游客以付得起昂贵费用的国外游客为主，而本地人却被排除在外，很多非洲本地的孩子并没有亲眼见过本地的大型野生动物。按照科学原则，肯尼亚国家公园的自然原真性得以保存，但却没有办法解决自然资源使用的不公平问题（Cohen，2002）。
在科学视角下，野生动物的价值具有普遍性，应该超越国家或区域的界限。但在现实中，不同国家的人对同一种动物的价值认可却存在一定的差异（Cohen，2010）。其实野生动物的科学价值本身也并非客观恒定的，与人的观念有极大关系（Notzke，2016）。如澳大利亚南极洲部门最初雇用了一批野生动物学者，他们都以为研究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很重要，但2004年后这个部门雇用了一批新的科学家之后，认为研究污水、矿产、核问题、石油泄漏问题比研究旅游影响重要得多（Rodger，Moore & Newsome，2009），即科学家群体发生改变后，对动物的重要性认定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科学知识并不能够完美地解决野生动物的管理问题。科学知识本身是科学家对世界的一种理性认识（Schütz，1962），人们在对待野生动物时往往采用生活中的常识而非科学知识。虽然通过教育，科学知识也有几率会成为常识，但在很多时候这两者并不一致。因此，在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之外，还需要回到具体地方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中，将不同地方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建构纳入生态旅游管理中。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本身也被认为是西方建构的产物（Cater，2006）。中国传统上对于自然有着迥异于现代西方的认知（Buckley，Cater & Zhong，et al.，2008；Xu，Ding & Packer，2008）。Ye和Xue（2008）认为西方的生态观是天人相分，而我国的生态观是天人合一。这种本体差异使得我国生态游客的旅游体验有其文化复杂性和特殊性，他们并不会将自然当作一个客观的他者去认识和学习，而习惯以审美的方式去欣赏自然（Xu，Cui & Ballantyne，et al.，2013）。这种对自然的凝视方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Li，2008；Sofield & Li，2011）。在欣赏自然时我国游客有“重人”的传统（喻学才，2012），即喜欢在纯粹自然中加入文化的内容。因此，Petersen（1995）认为中国游客去自然景区更像是去历史、文化、政治中心朝圣。Xu等人认为对中国生态旅游的研究也需要考虑中国人对自然独特的文化建构（Xu，Cui & Sofield，et al.，2014）。
但近现代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西学东渐使得我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国人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训练也不及历史上那么全面和系统。因此，游客对自然的体验也发生了变迁。已有研究发现我国游客自然观的代际差异（Gao，Zhang & Huang，2018）和社会阶层差异（Cui，Liao &Xu，2017）。传统自然观在当代社会的延续性和指导解决旅游管理领域问题的有效性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检验。
2016年4月某景区发生一起落石伤人事件，一名游客被山上掉落的石头砸中头部后死亡。国内主要的网络媒体如财经网、澎湃网、腾讯新闻、凤凰网等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第一轮报道的内容多是通告落石由猴子造成，砸中某有名的公司的退休管理人员致其死亡；几天后的第二轮报道中，景区作出官方回应，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落石由猴子引起。大量网民对此事件表达了观点。
本研究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对网民评价内容做分析，以了解人们是如何建构此事件的。社会建构论是定性内容分析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聚焦于探讨个体对事实的理解是如何通过人际互动或语言建构而成的（Krippendorff，2004）。
为进一步了解事实线日赴事发景区进行了为期4天的实地调研，对该景区的猕猴区以及事件发生地进行了考察，并访谈了景区管理局的1位管理人员和2位工作人员，仔细地了解事件的起因、过程和最终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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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明（1988— ），男，江苏盐城人，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野生动物旅游、生态旅游、旅游社会理论、可持续发展。
徐红罡（1967— ），女，云南昆明人，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系统动力学、流动性、可持续旅游、出境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