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振兴∶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发表时间：2024-01-19 18:28:58 来源：森林培育
[摘要]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从理论逻辑出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习生态文明思想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生态经济学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从实践来看，现阶段乡村生态振兴在主体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产方式转换、生态文化传承等方面陷入现实困境。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从主体、生态、产业和文化这四个维度来探索乡村生态振兴的发展路径。
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精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生态振兴作为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因此，通过探讨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以及亟待破解的现实困境，寻找乡村生态振兴的发展路径，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理论维度看，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生态文明思想以及生态经济学中，探寻其理论依照及理论逻辑。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 “人靠自然界生活”，[2]并且“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双向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的资源并来加工，生产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将废弃物返还给自然界。只有人与自然之间实现正常的物质变换以及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才可以做到人类自身发展与外部生态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5]乡村生态振兴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出发点，以绿色发展、以人为本为价值导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为基本内容，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当代实践。[6]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乡村是村民和乡村生态环境的统一体，乡村生态振兴是在认识和把握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人类活动。充分认识、尊重和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在实践中能动地改造自然，重塑乡村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空间。
习生态文明思想揭示了生态与文明的内在关系，把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新发展观新民生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则滋养人类、哺育人类、启迪人类，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突出的位置，让绿水青山充分的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习生态文明思想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科学阐释了经济效应与生态价值对立统一。乡村作为ECO的重要涵养地和载体，只有保护好乡村这个“大生态环境”，才能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保存物质基础、为中华文明赓续传承保有活态遗产。[7]乡村生态振兴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寻求了一个“最优平衡”。
二是乡村生态振兴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积极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让乡村成为村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乡村生态振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性治理，展现出对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的科学认识，也体现出对于恢复乡村ECO动态平衡的重视，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三是为世界提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仅要注重自然物质环境建设，更要注重社会人文环境建设，在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实践的基础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可理解为人类经济活动对ECO的干预必须适度，以保证最大限度满足对ECO的需求和维持ECO的稳定。[9]ECO和经济系统是有机结合的生态经济实体，在这其中，ECO是持续维持生命的包裹体，是一个物质循环相对封闭、能量流动相对开放的近似的封闭系统；而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是一个通过物质和能量进出与生态系统相连接的开放系统。[10]地球生态系统的“绿水青山”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等内在要求，而社会经济系统的“金山银山”则具有预期的经济效益、物质财富等语义要求。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系统必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地球生态系统与之相适应，二者相互耦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有机统一体。让生态资源价值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转换，打破传统使用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方式，使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生态资本来投资，进而达到价值的最终转化。[11]生态经济学基于经济系统和ECO的矛盾运动，探索经济、生态、社会和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有益的理论镜鉴。乡村生态振兴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环境优势，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生态代价最小和社会成本最低来发展经济，把生态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富民惠民的经济优势。
从实践来看，我国在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主体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产方式转换、生态文化传承等方面陷入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制约着乡村工作的开展，也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目标的顺利实现。
乡村生态振兴的参与主体呈多元化趋势，这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超越和发展。然而，现阶段乡村生态振兴中多元主体在集体认同、多元主体协同等方面陷入困境。乡村生态振兴的实施对于村民的生存和发展具备极其重大影响，村民不仅是受益者，同时也是生态保护的主体力量。但是在长期实践中，农民的主体意识比较淡薄，体现在公共意识不强、生态文明意识薄弱、乡村治理能力不够、乡村生态环保与治理制度执行不力等方面，部分农民不仅不会主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反而成了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具有自利性和随意性。[12]随着乡村“原子化”情况的出现，以集体认同感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意识逐渐弱化，存在集体认同困境。由于任旧存在“唯GDP论”的政绩观以及某些地方政府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等原因，部分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存在缺位情况。由于乡村地区环保监管相对松懈、生产技术落后等原因，部分地方企业为追求利润不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有意污染或破坏环境。另外，乡村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及相应的资源支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需要多方主体共商共建共治，由于生态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且受到治理主体权责厘定不清、协同治理缺失等因素限制，多元主体的多种力量难以真正的完成共建共治共享，存在多元主体协同困境。
广大乡村地区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乡村生态振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其实就是将生态产品功能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路径。然而，现阶段乡村生态振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存在生态产品价值没有办法进行合理衡量、自然资源要素产权界定尚不清晰以及生态补偿标准确定较难等问题。由于生态产品缺乏科学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生态产品产权市场和交易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在生态产品价值内涵界定、相关核算指标体系、指标赋值理论、评估方法、数据来源尚未达成共识，各地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还处于不断深化认知阶段，用能权、排污权等配额兑换机制亟待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总体偏低，导致生态产品价值无法做到合理衡量。由于生态系统跨区域流动的特征明显，各类自然资源要素产权相互独立，自然资源要素的产权界定尚不清晰。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体系，其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尚不健全，而且补偿方式以实践中的公益林补偿等资金型补偿和生态护林员等岗位型补偿为主，而产业转移以及碳汇、排污权、水权等市场化交易方式的应用较少。[13]
现阶段，乡村生态振兴生产方式转换方面在顶层设计、产业规模以及生态产业利益联结等方面陷入困境。顶层设计亟待从低效输血式转变为高效造血式，不同政策、规划间的相互衔接和协调性有待提高。在推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过程中，行政手段使用较多，而市场竞争机制应用较少，大多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投入，而社会资本和生态振兴开发项目很难有效引进，缺乏长期发展的良性动力。某些地方难以抵抗资源消耗型产业和粗放型生产方式带来的短期利益诱惑，片面追求产业规模化和产品单一化，盲目追求单产水平的提高，不重视经济合理性和环保可行性。特别是在规划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时，不注重把对资源承载能力的考虑放在首位。同时，乡村产业发展规模明显超出社会需求，对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造成影响，这既难以传承好本土传统生态文化，又难以转换为绿色生产方式并守住生态红线。另外，村民获得补贴过度依靠自然资源和配套资金的托管经营，村民利益分配过度依靠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手段，生态产业利益联结呈短期化和临时化特征。
乡村生态振兴在生态文化传承方面，易囿于乡村生态文化与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生活方式这二者关系的传承困境。一方面，乡村生态文化受到外来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冲击。功利主义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诱导导致村民的传统生态保护意识日趋淡漠，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传统风俗习惯与手工技艺日趋失传，乡村工业化给乡村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乡村生态文化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功能缺失的衰微状态。另一方面，乡村生态文化受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冲击。城乡文明的冲突使得外出务工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改变，随着打工经济下人口流动带来的乡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天人合一”思想等传统生态伦理逐渐被遗忘和忽视，尊重万物的观念逐渐消退。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弱化了村民生态振兴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削弱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习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要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从主体、生态、产业和文化这四个维度，通过明确主体定位和职责、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动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弘扬乡村生态文化，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殖，使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让乡村生态振兴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乡村生态振兴的参与主体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的主导力量，要明确各类主体在生态振兴中的定位和职责，激发由党政领导、公众参与、社会各界协同的乡村生态振兴多元主体协同共创活力，这样有利于增强集体认同感、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以及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在乡村生态振兴工作中，要借助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互补作用，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的力量，整合资源，有效提高乡村生态振兴效率。
第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的领导，为“十四五”期间的乡村生态振兴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而且乡村基层组织是党在乡村基层的战斗堡垒。例如，江苏省黄家溪村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原动力，积极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拓展村级集体发展模式，助力村民实现就近就业。[14]要有效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合法性和强大资源调配能力方面的优势，建立政策体系、投入体系、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并优化乡村教育资源。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已脱贫地区，政府要积极调节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促进乡村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均衡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发挥有效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积极建构生态产品市场业态，在乡村建立生态产业链，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互促共进。有效引导企业承担乡村生态治理责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其绿色责任意识，推动企业主体的绿色转型。当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自觉维护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展现其参与生态治理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各级政府、社会及村民大众在加强对企业引导和监督的同时，推行企业间的互评互督，使之从“被动履责”转向“自觉履责”。另一方面，企业自身要转变发展观念，增强生态意识，树立企业生产经营绿色化理念。
第三，实现村民自身的现代化。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生态振兴，不仅有利于其自身形成环境保护行为，还能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监督。一是要强化村民的社会公共意识，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并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机APP、电话咨询与专题听证会等途径，对村民参与乡村生态振兴的方式、内容、步骤予以建议。二是加强村民技能培训教育，在涉农培训方面要强化科学种植、养殖卫生方面的学习，新型职业农民要强化对现代信息技术、市场预测分析、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学习。三是要培育村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接受乡村环境教育，通过村规民约、教育培训、文化活动等方式，结合传承和弘扬当地生态伦理文化，让环保理念转化为村民日常行为，形成新时代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态价值观。
生态保护修复的目标是守住“绿水青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创造“金山银山”。在乡村生态振兴过程中，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与基础。之后，通过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基础以及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才能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要素的产权以及健全生态补偿标准，从而更好地完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机制。
第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广大乡村地区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保护区高度重叠，必须不断提高区域ECO服务供给水平，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针对荒漠化、石漠化、过度垦殖、过度牧养、过度砍伐以及移民迁出区的环境脆弱区，要以治理退化生态环境和生态修复工程为核心，培育低碳产业和探索碳汇交易，促使生态建设重点区域和高强度区域经济走绿色发展之路，助推村民增收致富。[15]例如，浙江省丽水市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2021年以来积极打造“瓯江山水工程”一体化修复样本，总投资55.3亿元，坚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全域全要素协同治理，实现治理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的整体转型。[16]2021年，丽水市农家乐、民宿达到3507家，以“丽水山景”“丽水山居”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游客达2661万人次并实现营收25亿元，[17]使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
第二，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基础。一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建立健全“绿色”产权交易制度，以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态产业资产保值增值与生态资源的永续维护利用。[18]二是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坚持“使用自然资源必须付费”原则，推进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全面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19]三是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加快培育具有原告资质的社会组织，鼓励和支持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和法律中介组织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第三，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方式。通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来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将生态产品的外部性问题进行内部化处理。一是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化，以货币度量资源消耗、生态成本和生态贡献，通过征收生态税费、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和完善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以推动“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良性循环。[20]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加强包括环境税和资源费在内的生态税费征收，以庇古税的方式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乱占滥用资源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健全政府引导、市场推进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生态补偿以及加强对跨区域生态补偿的探索，健全部门联系、下上联动的综合补偿。[21]另一方面，完善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可通过热力学、经济学、景感学计算出的不同单位的值所形成的代币，并通过区块链和交易市场实现代币到交易价格或市场价格的转化。[22]二是实现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通过健全生态市场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实现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一方面，要健全包括商品市场、产权市场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内的生态市场。另一方面，要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生态环境产品的供需双方并设计双方都认同的收费办法，实现跨期跨区域价值交换，以实现绿色金融的大力发展。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乡村生态振兴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从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大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为基于绿色要素、新型技术的绿色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形成生态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生态经济体系，从而增强长期发展的良性内生动力。
第一，持续增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顶层设计的高度，顺应市场对绿色、生态、低碳、无污染产品海量需求的趋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三次产业融合要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体制创新、产业联动、产业集聚、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要素整合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绿色资源等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将农产品绿色种植生产、仓储物流、精深加工、销售以及旅游休闲有机结合。要实现“资源—经济价值—生态振兴—资源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形成以生态农业为根本点、生态工业为支撑点、生态服务业为增长点的乡村生态经济体系，推动生态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从而增强长期发展的良性内生动力，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村民更多地参与和分享全产业链价值链增值收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多赢局面。[23]例如，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样板，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功能，推进农渔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与旅游、健康、海洋文化等产业融合，形成产业链条完整、布局合理、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发展新格局。[24]2020年，定海区乡村旅游人数达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6亿元，农渔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27元，同比增长6.5%。[25]
第二，加快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内部发展。一是培育农业全产业链经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发展生态种植（林下经济）、生态畜牧、生态养殖和生态经济林等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着力培育休闲观光型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形塑集生态农产品、农业休闲观光、民宿经济等为一体的农业综合体。二是推进现代生态工业发展。现代生态工业是推动生态农业延伸发展、生态服务业接续发展的关键纽带，联动三次产业实现协同绿色发展。[26]针对已开发且正在利用的生态环境，应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以创新治理和保护的手段防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制定差异化的深加工链条，积极探索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的多元衍生路径。三是推进现代生态服务业发展。现代生态服务业以生态旅游业为代表，具有“一业带百业”的功能。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施生态旅游景区提升建设工程。
第三，强化产业利益联结。要进一步强化和创新村集体、村民与新型经营主体间互利互惠合作的利益联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是村民能够持续分享乡村生态振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关键。“龙头企业+示范园+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组织模式的稳定运行需要平衡好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等现代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乡村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内部动力。对内与分散化的农户合作，实现集体经济优越性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有效结合。对外与社会资本、政府项目有机衔接，发挥“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协调运行作用。用好生态补偿项目、绿色金融等政策杠杆，强化乡村生态振兴项目对村民的支持。
孕育于中华文明的生态文化是乡村生态振兴的“根”与“魂”，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乡村生态振兴要处理好乡村生态文化与外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生活方式这二者的冲突，引导传统生态文化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变。因此，要树立良好乡村生态道德，立足多种方式打造生态文化品牌，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让“美丽乡愁”切实落地。
第一，树立良好乡村生态道德。坚持以“两山”理念为引领，汲取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大力挖潜乡村生态文化，找准与具体旅游景点、项目的结合点，推动自然资源与乡村特色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强乡村自然价值、乡土社会生活与幸福追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推动优秀生态智慧在21世纪的复兴和回归。在习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培育和增强村民对生态道德意识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把握，充分的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构建多层次的乡村生态文化体系，引导村民自觉培养环保、节约、低碳、健康的意识，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乡村生态破坏行为、解决乡村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让生活在本地的村民提升幸福指数，吸引更多游客亲近山水、享受文化。
第二，立足多种方式打造生态文化品牌。农耕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农业和乡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包括物质、技术和理念等在内的独特生活方式的总和。打造乡村生态文化品牌，要立足乡村的具体实际，深入挖掘乡村的生态文化价值和特色，推动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通过还原和展示等方式让文化遗产活下去，对农耕文化进行产业化开发传承，以及加强农耕文化的文创、科技和价值的整合创新，让地方特色产品与现代文明更好地融合，塑造生态文化主题品牌形象。采用电商带动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其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使乡村生态文化品牌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中绽放异彩。例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加强生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文化ECO特色鲜明，这其中，主要依存于传统村落和民族村寨的黔东南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形成了“一核二区三线多点”的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特点。黔东南州依托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对生态文化进行“开发式传承”，打造涵盖了45个地标产品和400余种产品的“苗侗山珍”区域公用品牌，2021年销售额近3亿元。[27]
第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乡村生态文化的指导下，培养村民的垃圾分类理念，并实施奖惩办法，将垃圾进一步转化为资源。全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绿化”，为乡村生态振兴和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充分践行低碳化生活生产方式。在乡村生态设施建设层面，在保障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过程中要融入生态性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如将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乡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与农业清洁生产过程中粪污资源化利用相结合，并加强专门的乡村生态性基础设施建设，如在划定的养殖业适养、限养、禁养区域内，有针对性地对乡村ECO消解能力“人工扩容”，防止因自然消纳能力不足导致的乡村ECO“人为超载”。[28]例如，在生活方式上，黔东南州有着彰显少数民族生存智慧的稻鱼鸭共生系统，是传统种植业与传统养殖业相结合的复合农田ECO和立体农业生产系统，是古老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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