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打开人口经济学的大门

发表时间:2024-01-14 13:24:37 来源:BOB官方下载地址

  人口数字是客观的、冰冷的,但任何微小的变动,将如蝴蝶效应般,深刻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和创新。

  在探讨人口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搞清楚人口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者说名词术语。这些基础知识有便于我们理解更高层次的人口问题。

  在讨论人口问题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人口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者说名词术语。下面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一些常用的基本概念。

  有一个概念是出生率: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时间里平均每一千人中出生人口所占的比率,通常用千分号来表示。计算公式是:出生率=年出生人口除以年平均人口,再乘以千分之一千。

  举例来说,某个村子2019年的平均人口数是1000人,全年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个村子在2019年的出生率就是千分之2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出生率仅有千分之10.48,跌到中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2020年的出生率还没公布,有很大的可能性比2019年更低。

  死亡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时间里平均每一千人中的死亡人数所占的比率。死亡率与出生率的分母相同,都是年平均人口,把出生率的分子换成这一年的死亡人数,就得到死亡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是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是自然增长率。

  例如2018年,美国人口的出生率是千分之11.6,死亡率是千分之8.6,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

  了解了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两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再来了解“人口再生产”这个概念。过去一百年,人类再生产模式的变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历的最大的变化之一。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有三种模式,经历了两次转变:

  人口再生产的第一种模式是原始型。在产业革命以前,那时候人们的生育率很高,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一对夫妇生六、七个孩子很普遍。那么,那时候人口是不是增长很快呢?并非如此。因为那时候卫生状况和营养状况很差,疾病、战乱以及其他天灾人祸,导致人口死亡率很高,所以自然增长率很低。这种类型的人口再生产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简称“高高低”模式。

  人口再生产的第二种模式是过渡类型。产业革命开始后,近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及其应用,导致死亡率迅速下降,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还有一定的惰性,所以人口增长很快,所谓“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简称“高低高”模式。人口再生产从“高高低”转变为“高低高”,这是第一次人口转变。

  人口快速增长阶段发生在过渡性人口再生产阶段,是不是因为妇女生育率迅速升高了呢?不是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之所以增长迅速,并不是因为妇女生育率迅速升高了,而是由于死亡率迅速下降了,并且人均寿命提高了,但生育率还没有降低。

  人口再生产的第三种模式是现代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提升了,抚养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同时妇女的教育水平提升之后需要参加工作,没那么多的时间抚养多个小孩。还因为社会养老体制完善等其他原因,大多数夫妇都不愿意生更多的孩子。所以,人口出生率也就随之大幅度下降,形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简称“低低低”型。人口再生产从“高低高”转变为“低低低”,这是第二次人口转变。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产业革命,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出生率在千分之30到37之间,而死亡率在千分之28到35之间,人口增长模型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死亡率开始下降。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出生率在千分之32到40之间,而死亡率在千分之20至25之间,人口增长模式属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19世纪一下子就下降了,人口增长模式属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

  2016年,英国的出生率为千分之11.8,死亡率为千分之9.1,自然增长率仅为千分之2.7。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或早或迟经历这三种人口再生产模式和两次人口转变,这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有些国家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只是把第二次人口模式转变提前实现而已。

  从人口再生产的三种模式和两次转变历史,我们大家可以看出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会带来人口转变,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又会影响经济发展。关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在后面的节目中会做具体讨论。

  我在节目开头,解释了出生率的概念,下面我要解释的概念是生育率。那么,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什么不同呢?

  出生率是每千人的新生儿数量,而生育率是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的孩子数量。我们实际要从当年的生育数据来估算每个妇女一生的子女数。具体是这算的,按每个年龄组计算一个当年这个年龄的妇女平均生了几个孩子,或者说应该是零点几个孩子,然后把各个年龄组的孩子数加起来,就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必须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总和生育率是不带百分号或千分号的。举例:中国2019年的生育率是1.46。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和生育率有关的概念,就是分孩次的生育率:就是是指一对夫妇一生所生的一孩的数量,或者是二孩或者三孩的数量。所以总和生育率也可以分孩次计算。各孩次的总和生育率相加起来,也就会得到总和生育率。

  举例:中国2019年一孩,二孩,三孩生育率分别是0.65,0.66,0.15。长远来说,二孩生育率肯定是要低于一孩生育率的,这是因为所有生二孩的家庭必定在过去生了一孩。但是中国现在的二孩生育率高于一孩生育率。这是因为放开二胎后,有大量补生的二胎,这种补生效应是一次性和短暂的,光是补生效应的消失也会迅速拉低现在已经很低的生育率。

  生育率对生育政策的制定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高,往往倾向于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如果生育率过低,往往倾向于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那生育率以及其它人口数据要如何获取呢?人口学分析用的数据大多来自于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位数逢0的年份做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调查,也就是1%人口抽样调查。

  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33;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05。

  通俗地说,人口普查就是一个一个地数人头,所得到的人口数据是比较权威的。但遗憾的是,有时候人口普查的准确性被某些部门或某些人质疑,认为这一些数据不可信。

  举例来说,我刚才讲到2000年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22,但当时的国家计生委认为这个数据不可信,可能很多超生的婴儿被漏报了,所以,当时的国家计生委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调高到1.8。但我认为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不会有1.8那么高,因为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也不到1.5。我相信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会比前两次的普查数据更准确。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叫更替生育率水平。所谓更替生育率水平就是指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变需要的生育率水平。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对夫妇是两个人,所以,如果平均一对夫妇终身生两个孩子,这一代人口与下一代人口就能够达到平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前面我总提到要保证一对夫妇有两个小孩的中等水准的原因。

  那么,更替生育率水平是不是2呢?也不是,因需要考虑到一代人所生孩子成长为作父母之前有一定的死亡率,例如由于车祸或疾病而死亡。而这种死亡率又跟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在死亡率较高的时代,更替生育率水平也较高。另外,如果男多女少的话,那么更替生育率水平也相应的要高一些。在当代社会的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就称为达到更替水平。

  更替生育率水平是一条分界线,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生育率长期高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就会一直增长;如果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就会不断减少。

  例如,2019年中国的出生率为10.48‰,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3.34‰。虽然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仍然在1.46,但如果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自然生育率仅为1.1左右。由于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如果将来不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跌到1以下。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的水平,1000年后中国还会有多少人?答案可能令人惊讶。按每代人25-30年计算,一千年以后,也就是三四十代人以后。2的30次方是10.亿多,2的31次方是21亿多,现在中国也就14亿人。所以说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的水平,一千年以后中国人就绝种了。

  除了人口数量以外,人口学关注的另一个变量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有没有好坏呢?理论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或者说小孩和老人越少,那么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情况下,人均的产出就越高,就是享受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那什么是劳动年龄人口呢?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人口列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外的人口都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

  那什么是人口红利呢?人口红利可以用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儿童的数量。总抚养比是指,儿童和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少儿抚养比是指儿童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老年抚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总抚养比就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加之和。如果总抚养比低于50%,在人口学上就称为处于“人口红利”时期。

  以中国为例,199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是49.9%,开始步入人口红利时期。到2019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为41.56%,所以这几年是人口红利比较高的时期,但是到2030年左右总抚养比回升到50%,“人口红利”时期结束。因此,如果以总抚养比低于50%作为“人口红利”的标准,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期长达40年。

  虽然2030年和199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都是50%左右,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差很大。1990年,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为42%,老年抚养比只有8%;而到了2030年,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到24%左右,老年抚养比上升到26%左右,所以已确定进入了严重老龄化时期。

  由于抚养老年人与抚养儿童所需的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的结果为,抚养一个老人的负担要大于抚养一个儿童负担。所以2030年未来中国的抚养负担将比1990年严重得多。所以,少生一些孩子虽然短期可降低抚养比,但是长期却会带来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